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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上姓公羊的名人有哪些

2020-12-16 作者:锦泰居士  浏览59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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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羊高:(生卒年待考),齐国人。著名战国时期齐国学者。

相传,他是子夏(春秋时期晋国人,孔子弟子)的弟子。他承继发扬孔子的儒学,为卜子夏高徒,他讲学有《春秋传》一书,也叫《春秋公羊传》或《公羊春秋》,专门阐释春秋,最初只有口头流传。

《春秋公羊传》也同《春秋左氏传》一样,是阐释《春秋》的一部著作。其传授源流,按汉朝人的说法,是先由孔子的学生子夏传给公羊高,公羊高伟给其子平,平传与其子地,地传与其子敢,敢传与其子寿,都是口耳相传。到西汉景帝时,公羊寿才与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写在竹帛上。《公羊传》是极力主张大一统的,主张君臣等级观。《公羊传》采取问答的方式,在汉语修辞学、词汇学、语法学上也有一定的价值,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。

《公羊传》又称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公羊春秋》,是儒家经典之一。上起鲁隐公元年,止于鲁哀公十四年,与《春秋左氏传》起讫时间相同。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、战国时齐人公羊高。

《公羊传》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、大义灭亲,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,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“大一统”服务。《公羊传》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,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,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。它也是研究战国、秦、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。

公羊学派,是儒家经学中专门研究和传承《春秋公羊传》的一个学说,它属于今经学内部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学派。是专门解释公元前722~前481年的释史,着重阐释《春秋》所谓的“微言大义”,用问答的方式解经。

据旧时经学家的一般观点,公羊学派始自战国时的齐人公羊高,以后又长期在公羊家族中传承,故得名。公羊学派从战国至西汉初的传授系统,据唐代徐彦在《公羊传疏》中引戴宏序云:“子夏传与公羊高,高传与其子平,平传与其子地,地传与其子敢,敢传与其子寿。至汉景帝时,寿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。”从这则材料来看可知两点:

其一,公羊学派自孔子弟子子夏传统后开始形成的,其战国初至汉初的传承系统是:子夏→公羊高→公羊平→公羊地→公羊敢→公羊寿→胡毋子都(生)。

其二,公羊学派对《春秋》的研究,开始仅口说流传,至汉景帝时公羊寿与弟子胡毋生(子都)“著于竹帛”才使《公羊传》成书。

对这一传统的说法,近人崔适表示怀疑,他在《春秋复始》中指出:“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。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,则子夏生于定公二年。下迄景帝之初三百四十余年。自子夏至公羊寿,甫及五传,则公羊世世相去六十余年;又必父享耄年,子皆夙慧,乃能及之,其可信乎?”崔适的怀疑是颇有见地的。根据《公羊传》的内容来看,其中明文有引“子沈子”、“子司马子”、“子女子”、“子北宫子”、“鲁子”、“高子”等六人遗说,可证明“公羊学”的早期传授决非限于公羊氏家族内部。一般说来,古代的经传,不是积累而成,就是经过后人的增删,“公羊学”同样不能例外。

西汉景帝时期,立治《春秋》“公羊学”的博士胡毋生、董仲舒。汉武帝立五经博士,其中的《春秋》博士就是公羊学派,而传授系统就是胡毋生和董种舒两条线索,其中胡毋生的传授系统更清晰一些。

在“石渠阁会议”以前,《春秋》学专指“公羊学”。汉宣帝始立《榖梁》博士,“榖梁学”得与“公羊学”并立为官学,“《公羊》善于谶,《榖梁》善于经。”

西汉晚期,谶纬之学风行,《公羊》学受到高度重视,东汉光武帝置今文十四博士时,把《榖梁》博士取消了。然而,东汉一代,古文学兴盛起来,学习《左氏春秋》成了热点。“公羊学”而临着日趋衰微的严峻形势,不断地遭到古文学家的批评。同时,公羊学派的学者本身也有不少弊病,如只贵文章,不重义理,至有倍经任意,反传违戾者,其势是以讲诵言至于百万,犹有不解”。这些“俗儒”研习《公羊》,“授引他经,失其句读,以无为有,甚可闵笑者。”这就为反对“公羊学”的人提供了可乘之隙。

至东汉末年,“以为《公羊》可夺,《左氏》可兴”的呼声甚嚣尘上。这时,公羊学派中出现了何休这个大师。何休,是汉初胡毋生、董仲舒以后最大的《公羊》学者。他“雅有心思,精研《六经》,世儒无及者。”曾为太傅陈蕃召用,参与政事,后受到党锢事件的牵连,废官而居,他决心继承没初以业“公羊学”的事业,花了十七年心血,撰成《春秋公羊解诂》,“略依胡毋生条例,多得其正,括使就绳墨焉”。

《公羊解诂》是两汉“公羊学”的集大成著作,它博采众家精华。何休自序云遵照胡毋生的“条例”,他还钻研过“公羊学”大师董仲舒的学说(参见《东塾读书记》)。此外,还兼取《严氏春秋》和《颜氏春秋》,以及东汉今文学博士李育和博士羊弼的学说。何休在总汇前辈《公羊》学基础上,进一步“自设条例”。所谓“条例”,就是根据孔子“寓入”经典中的“微言大义”,加以疏通,并提了一系列待人处事的行为准则。

综观何休的《公羊解诂》,“条例”大约有三类:一是承袭先师的版权务例,二是串解疏通经文后提出的条例,三是何休自设的条例。通过这些“条例”,使《公羊传》成为一部更有系统的今文学经典,反映了何休企图重振“公羊学”的努力。

《春秋公羊解诂》一直流传至今,完整地保留于《十三经注疏》中。为了反击古文经学家的攻击,何休还撰了《公羊墨守》、《左氏膏肓》、《榖梁废疾》三书,言《公羊传》义理深远,不可驳难应当“墨守”,即如墨子之守城。所谓“膏肓”、“废疾”,则喻《左氏传》和《榖梁传》之疾不可为也。

汉朝之后,公羊学派没有大的发展。唐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徐彦,为何休的《公羊解诂》作了疏义。

公羊学派的重振要到清朝中后期,十八世纪中晚期,常州学派的出现,标志着“公羊学”的重新崛起。

公羊学派在晚清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,是当时中国学术中的主流学派。鸦片战争爆发前后,龚自珍、魏源打出“公羊学”旗号,探究何休所谓《公羊传》中的“非常异义可怪之论”,借经学议政事、改风俗、思人才、正学术,把“公羊学”研究与经世、救亡、图存的政治目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,议论时政,对当时学术界影响很大。

近代的公羊学派大多继承龚、魏的传统,其中的精锐者更成为新思潮的弄潮儿,康有为、梁启超等就是利用“公羊学”的“三世”、“托古改制”等学说,作为其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。

公羊寿:公羊高之玄孙;齐国人。

公羊学派的要义起初只是口说流传,西汉景帝时,传至玄孙公羊寿,由公羊寿与胡母生(子都)一起将《春秋公羊传》“著于竹帛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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